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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荒”背后的权益保护缺失

     家政服务业顺应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本是对城镇居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商家企业等多方均有益处的阳光产业,但中国的家政服务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没能突破服务人员短缺的“瓶颈”。是什么导致了“保姆荒”一荒就是10数年?

   近年来,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对农村妇女的责难,抱怨她们对待保姆岗位的冷淡态度,认为是“低素质”、“笨脑筋”、“倔脾气”影响了她们的职业选择。一些人还直接将她们所声称的“宁肯在家受穷苦,不肯出门当保姆”、“宁愿喝家里的稀饭,不愿受别人的使唤”当成人性的愚笨和懒惰,认为是素质因素使她们错失了可能的受益机会。于是,有人将家政业在农村惨遭“冷遇”与中国家政业发展缓慢以及越闹越凶的“保姆荒”等同为一个问题,认为改变农村妇女的思想观念才是最终攻破“保姆荒”壁垒的关键。果真如此吗?正视雇佣双方的强弱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将家政业人员短缺的首要原因归咎于陈旧观念的束缚。认为是“传统”、“陈旧”的“不尊重”、“不平等”,使家政服务在雇佣双方观念中都意味着“是伺候人”的和“低人一等”的,由此,行业才不被求职者看好并选择。其实,这样将雇佣双方各打一板的做法,暴露了我们一以贯之的主观、傲慢。由此,我们甚至不去考查“伺候人”、“低人一等”的意识起源,指证“不尊重”、“不平等”是由强势的雇主方制造的,论证雇主的观念行为才是决定双方关系的关键。

   我们回避了受雇的服务方是弱势者的事实,避而不谈她们一直处在受压抑、被动服从的地位。而且家政消费今天又正好处在为“产品”树立形象的包装期,因此,当市场大力倡导消费的时候,有关从业者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和平等等问题,更是淡出了行业的视野。家政消费所宣扬的服务正在将“人”降格为“产品”。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为这类营销口号所改造。作为消费理念,这些口号引导消费者像要求一般商品那样去要求服务,并要求服务者以“产品”的方式去适应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及癖好。这些新观念加剧了对劳务者的不尊重和不平等。且不谈它将人异质化的问题,仅就不平等已不是“低人一等”和“伺候人”的关系来看,新观念让消费者——雇主——变成上帝的时候,服务者则一下子从“低一等”变成了“低若干等”,被伺候的人也从高一等,变成了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利的上帝。在服务中将“顾客”视为“上帝”,就是要从业人员接受并习惯时时刻刻对雇主的恭从与谦卑。

   现代消费理念与家政业现状的反差

   人们往往将家政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与家政服务的效果和质量相对应,并从劳务方的职业道德和事故来谈雇主方的“不安全感”。这一话语逻辑,同样强调的是城市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者利益,与劳务者立场拉开了距离。

   在分析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之前,有必要“复习”一下正在广为流传的家政促销的消费口号,诸如“花钱买轻松”、“花钱买享受”、“花钱买生活质量的改变”。消费者在上述产品(服务)推广的作用下,形成了相应的消费期待和想象,家政服务的效果也相应被理想化和完美化了,于是服务者更是被消费者期待为解决一切家务杂事的万能机器。营销宣传让消费者以为,请来的保姆除了类似于洗衣机、洗碗机、除尘器、自动摇篮、购物车,而且还必须是“全能型”、“智能型”、“特长型”、“素质型”。譬如:具有厨艺水平——三餐均要营养美味;具有育婴水平——除了喂饭、洗澡、带玩带睡等,还要用标准普通话讲故事、辅导作业、达到相当的育儿水准;具有护理水平——既要按医学要求进行看护,还要管好伤病者的吃喝拉撒及个人卫生;具有保洁水平——从地板、桌椅、橱柜、玻璃窗的揩擦到衣物被盖的洗熨整理……所有一切,统统成为家政服务的具体内容,成为衡量服务品质(商品品质)的指向性标准。营销宣传让用户坚信,家政消费的目标就是对上述内容感到完全满意。

   市场在培育目标群体时,对潜在的消费者允诺了太多的产品附加值,家政消费也被导向现代、时尚、奢侈的消费潮流所倡导的“更新更高”的要求。然而人们恰恰忘了,家政服务是由人来完成的,消费服务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作为大活人的服务者。还有,不论商家的允诺如何漂亮、诱人,不论消费者的期待如何浪漫、高远,均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今天,来到大城市充任住家保姆的农村女性,大多都是仅仅经过一点简单培训的低学历或半文盲的妇女。在完全没有城市生活经验的情况下,她们就被推到了以现代消费理念武装起来的雇主面前。可以想见,她们的实际服务水平与商家宣传推广的水准将形成如何强烈的反差。由此,“低素质”一词,也不可避免地在责难她们的话语中频频出现。更冤枉的是,在消费者眼里,仿佛是她们制造了关于消费服务的“欺骗”和“谎言”。在商家的误导下,多数雇主忽略了自己开出的那点微薄的工资原本是没有资格如此使用一个大活人的,即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使用全职保姆的也只有少数富裕家庭。城市需要高品质的服务,城市又付不出高工资,可城市却有权利为需求得不到满足开始指手划脚,用非议保姆的素质来表达失望。当城市的消费需求不能如愿的时候,保姆就必需遭遇这样的贬低,忍受这样的责难吗?

   农村妇女的素质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是制度的产品,为此她们已经承担了损失和牺牲。今天,她们在不能平等分享资源和机会的前提下,在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人格的失落中,来到了异己的城市,住进了陌生人的家中,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市场,迎着消费者猜疑大于信任的目光,一肩担起了自己从未见过和做过的家务杂事。这原本应受到人们的赞美!可惜现在的城市却板着一张纯粹消费的面孔,举着一把最为市场的规尺迎接她们的到来。

   权益保障不是雇主才能享有的“保护伞”

   我们的研究在论及权益保障问题时,首先考虑的仍是雇主的权力和利益。虽然现在人们也开始看到了行业就业类型的非正规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保障机制不健全,注意到了与劳动保障体系相关的“报酬”、“保险”等实际利益的落实问题。不过,目前的研讨仍然需要调整立场,需要站在劳务方立场上来重新审视我们以往的一些理性认知。因为已成常规的观念不但正在将我们的一些偏见客观化和普遍化,而且还在让我们继续做着创伤“他者”的事情而不能自知。

   业内一直使用的计算从业者收益的公式,这一很成问题的公式在其广泛的使用过程中就从未遭致过质疑。业内凡举保姆收益,必用一个换算公式,例如“打造”一名全职住家保姆,仅需花费综合成本500—1000元(培训费加车旅费),而其仅在上岗的当年,即可创造纯收入6000—20000元,因此,产出大于投入约达10倍之多。这个公式沿袭了不将农村劳动力计入成本的思路。以往我们在计算农民的纯收入时,一般只扣除种子、化肥、农药、雇工等费用,而花在地里的劳动时间常常不被计入成本。完全不讲这笔血汗钱在当前挣得如何惨痛、艰辛和可怜。企业从市场角度,将劳动者的所得所获视作白捡,仿佛白白赠予其一支绩优股,仿佛保姆一下子坐吃了10倍之多的增益。至今业内仍然迷信这个公式,没有发现它以漠然的傲慢抹消了从业者的牺牲:不但抹消了保姆通过放弃家庭身份、社会身份、私人感情、个性人格所投入的精神成本,而且还抹消了她们超时超量地进行有效劳动的劳动力成本。这个公式用培训成本遮蔽了劳动者为“产出”所“投入”的高昂的精神成本和沉重的劳动力成本。眼下,类似的问题还很多,均待人们重新以公正立场予以辨析。

   其实,穷人有自己的经济理性,他们有自己核算成本、收益和报酬的方式。不愿做保姆的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人口,虽然说不出什么“强资本”和“弱劳工”,不能把权力对她们的压抑通过话语表达出来,但是她们对角色地位的感知同样将演绎为一种我们所看不见的理性,这一理性自会在城市的设计之外冷静地核算出付出的成本、可能的收益和风险。因此,假如我们不引导消费家政服务的消费者进行观念调整,假如供需双方还是维系旧有的权力关系和利益格局,假如不从意识根源上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假如我们继续置“处于失语状态的保姆们”的精神、物质损失于不顾,那么我们所预期的“人力资源”——农村逾亿的女性剩余劳动力,就只能是想象的“资源”,只能留存于想象之中,而“保姆荒”也必将一“荒”到底!(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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